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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改造我们的学习》有何深意

发布时间:2021-04-30 09:53:36
来源: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

  学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扎实开展集中教育,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到最近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党中央推动全党学习不断深入、形成常态。站在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上,回望过往的奋斗路,你会发现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早在延安时期的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为什么“改造”

  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除了要解决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学习运动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和历史上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根源进行彻底的清算。

  1938年9月至11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共产党人绝不能像教徒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他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表态,“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竟然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迫切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下了不少功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对我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毛泽东所不曾料想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整顿学风开始,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

  “改造”什么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并指出党在学风上存在的三个方面突出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

  毛泽东认为这些缺点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并在报告中重点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和危害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而言,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做实际工作的人,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毛泽东还替这种人形象地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并尖锐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针对主观主义作风贻害无穷,毛泽东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并第一次完整解答了究竟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出于《汉书》,原本是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做学问认真踏实,说他具有“修古好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谙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对这个词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同志立足中国实际,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实事求是”这4个字,看似简单,却来之不易。它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与经验,也有着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选择了“削足适履”的态度,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字句,照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但反动军阀用血淋淋的屠刀告诉共产党人,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在艰苦的中国革命征程中,共产党人正是用“实事求是”这把思想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

  怎么“改造”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改造干部学习的3点建议,特别强调要在全党系统地、周密地开展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明确提出:“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1941年5月,边区政府作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60万驮食盐的决定。个别干部心怀疑虑,认为用牲口长途运盐得不偿失,工作进展迟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等经过算账,他们发现:一只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高克林根据记录整理形成不足3000字的调查报告,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到后高度评价:“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他将其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附上按语交《解放日报》发表。

  1941年8月,党中央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了调查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一职。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同时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张闻天、蔡畅、林伯渠等先后组织调查团和考察团在陕北、晋西北农村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开展调研,写出了一系列调研报告,用实际行动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重温经典,常读常新。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虽已过去80年了,但其思想的光辉,对于我们今天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仍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