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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主持编辑最后的《红色中华》

发布时间:2020-06-28 17:09:10来源:人民网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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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创始人之一。从在中共三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担任《新青年》季刊主编起,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先后编辑、主编过《向导》周报、《前锋》月刊及《热血日报》。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党的地下报刊的首创者、领导者。在他倡导下,党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红旗日报》《实话》《斗争》等一批重要报刊,在党的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而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成为《红色中华》的最后一任主编,为《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的使命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身在上海心系《红色中华》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央领导层,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他在险恶的生活环境里,依然关注着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党的执政之地——中央苏区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并且“想去那里很久了”。其时两地山河阻隔、赤白对立,音讯难通,他便经由阅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去了解与研判党在中央苏区的施政成就和经验。当他仔细读过《红色中华》自创刊号到第72号(中间缺20多号)的全部内容后,感到这张报纸还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改了才能更好地实现党报的使命。于是,他在该报百期纪念日(1933年8月10日)前夕,写下《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发表在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地下刊物《斗争》第50期上。

  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首先肯定《红色中华》“的确能够反映中央苏区的各方面的生活,并且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从中让人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看见工业群众(即工人)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地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

  接下来瞿秋白指出了《红色中华》存在的几个缺点,希望对这份报纸办得更好“能够有点帮助”。其一,《红色中华》既已改组为党政工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却没有明确反映党组织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党组织的发展及其优点和错误。工会的作用也看不见。其二,报上开展了“自我批评”,具体揭露了一些坏现象,但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却只有笼统的叙述。再则“铁锤”栏目暴露坏现象和缺点时,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措施。其三,消息的编辑方面,没有注意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军事及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其四,应加强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对苏区生活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如婚姻问题,未能针对群众中一些人的疑虑,而做有力的解释;对好些新的问题,如耕种红军公田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地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怎样去解释,也就是说用中央机关报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办法。其五,要重视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中央机关报及各式小报的帮助作用。除特约通信外,更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把那些能够开始写些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地“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并丰富自己的新闻栏目。其六,除《红色中华》外,还应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瞿秋白所指出的《红色中华》的缺点或者说不足,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这篇文章当时是否引起《红色中华》编者注意与回复,不得而知。但当瞿秋白接手主持该报编务后,他倒是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对报纸做了不少改进。

  来到瑞金主编《红色中华》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2月5日到达瑞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1931年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即中央教育部部长)。后又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由于他远在上海,未能到职视事,遂由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代理部长职。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批评的现象:相比于党在军事、经济、查田工作上的伟大胜利,“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则特别表现了我们的落后”,“甚至使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以张闻天对瞿秋白的深切了解与信任,为工作计,也为瞿秋白的安全计,张闻天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把瞿秋白调来瑞金就职。

  瞿秋白到瑞金后,除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外,还兼任了教育部所属艺术局局长、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红色中华》报社长及主编。他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卓越的才华和不倦的精神,在苏区的教育、艺术、群众(社会)文化和新闻出版等各方面,都有所建树。诚为时任中央教育部秘书庄东晓所说,他为苏维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崭新的蓝图。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周以栗、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谢然之等人先后担任该报主笔、主编,梁柏台也一度代理过主笔。1934年2月,谢然之调任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红军长征后叛变),瞿秋白遂奉命接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及主编。但他的工作仍以中央教育部为主,处理报社事务及编务就只能更多地挤占休息时间。不过,由于他已有改进报纸的设想,又注意调动报社工作人员和工农兵通讯员的积极性,《红色中华》还是有了许多可喜的进步。

  他从改进报纸的报道内容入手,减少对国际及苏区以外的国内时事的报道,增加对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内部重要运动如扩红、借谷、发行公债和合作社运动、生产运动的报道;减少对党政军群上层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增加对苏区基层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并以实际行动使之化为现实的报道;减少对中央各部门发布法令、条例的报道,增加各地对报纸社论、编辑部号召反应情况的报道。

  为适应报道内容调整,也为报纸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红色中华》在原有设置的栏目,如社论、要闻、专电、时评、红角、铁锤、中央苏区消息、赤色战士通讯、工农民主法庭等基础上,新增设“党的生活”等专栏,以及配合扩红、借粮、节省运动、整顿赤少队、征集军用物资等中心工作推出的集中报道,配合重要革命纪念日的特刊、纪念专号等。在版面设计及编排上,也做了一些改进。经过这些努力,《红色中华》更接地气,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也更强了。

  瞿秋白主政《红色中华》报社,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贡献,这就是他落实早前的想法,创办了该报的子报——《工农报》。《红色中华》编辑部认为,苏区虽已有几种报纸出版,但不能满足革命形势发展和苏区区域扩大的客观需要,而且也不能满足文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工农群众的需要。因此,为用通俗的文字、更活泼的形式来反映各方面的最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情况,更有力地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红色中华》社除继续发刊《红色中华》报外,还有发刊《工农报》的必要。《工农报》在业务上,必须绝对地接受《红色中华》编委的领导,并且应和《红色中华》编辑部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工农报》的编辑人员应该经常参加《红色中华》的编辑会议(发稿会议)。嗣后,《工农报》定为铅印4开4版旬刊,稿件内容偏重于各方面生活的素描,偏重于具体的实际的工农通讯,同时也多少包含着文艺的趣味。

  从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第148期(即瞿秋白接任主编)起,《红色中华》由此前三日刊改为二日刊,用稿量骤然增多。加上创办《工农报》,稿源遂成问题。瞿秋白抓紧通讯员队伍建设,使报社通讯员很快由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经过业务培训,使之迅速成为可用之人,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稿源问题。

  在主编《红色中华》的同时,瞿秋白还以“维嘉”做笔名,为该报撰写稿件或起草社论。1934年3月29日出版的第168期《红色中华》第3版,刊登了他写的题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为中央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开展的“节省粮食运动”鼓与呼的。文章结尾指出:只有我们对阶级敌人的胜利,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困难!文章号召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们,坚决执行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项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同年4月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70期头版,发表了瞿秋白撰写的题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的社论。社论基于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是建筑在群众的革命要求上的,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的逻辑,要求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积极动员群众进行春耕,为此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空喊,不要抑制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劳动热情,同时不要放松阶级警觉性。而每一个苏维埃公民,也应为着苏维埃的农业建设,最大限度发扬革命热情,广泛开展农业生产竞赛、劳动合作以及农业技术的研究运动。社论强调在春耕中要优待红军及其家属,以使红色战士在前方毫无顾虑地作战。

  4月12日,瞿秋白在第174期《红色中华》发表《纪念“五一”与援助华北工人斗争》一文。文章论述了白区和苏区的工农群众,都在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血腥统治而英勇斗争、互相支持的意义;指出苏区人民除了募捐,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也是对华北工人的援助。

  6月23日至7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06-209、211期,连续发表了瞿秋白写的《中国能否抗日?》一文。文章从对中日军力、经济力以及日本在华投资、国民党政府对群众剥削的考察对比中,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论,得出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中国能够抗日的结论。

  显而易见,瞿秋白为《红色中华》所写的文章,都是紧密联系实际、服从党的任务、服务群众需要的。

  留在苏区坚持出版《红色中华》

  1934年4月下旬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7月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陆续开展战略突围准备。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后勤人员等8万余人,撤离瑞金等地,进行战略突围。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也为稳定苏区社会秩序,保护苏区群众,中共中央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做了周密布置。这就是以现存的瑞金、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基本县为核心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一方面以群众游击战争拖住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另一方面通过群众游击战争逐步恢复被敌人攻陷的失地,配合红军打回老家。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了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首的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瞿秋白也被留下,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继续主编出版《红色中华》报。

  中共中央从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秘密,蒙蔽、迟滞敌人行动出发,除要求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这说明瞿秋白担负的任务何等重要,又何等光荣。不过,此时编辑部缺人手,通讯网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有不少困难,保证报纸照常出版发行委实不易。这又说明瞿秋白担负的任务何等繁重、何等艰难。

  瞿秋白不负组织重托,与韩进、袁血卒两位编辑,以及原红中社秘书长徐名正等,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他发动身边同志写稿,自己也常常加班加点地写稿,给别人改稿,而此时他还是个需要人照顾的病号。瑞金失陷前,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迁到于都宽田,《红色中华》编辑部、印刷厂分别设在于都黄麟和会昌白鹅,两地相距20多里,瞿秋白不免两地奔波。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红色中华》坚持了每周出版2至3期,到实在难以为继时每周出版一期。报纸内容除仍以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保卫苏区为主外,还大量揭露国民党军队侵占苏区后烧杀抢掠罪行,号召苏区人民奋起反抗。

  1935年2月5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发来指示电,要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现有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以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旋即做出新的部署,精简机关部队,转变斗争方式。《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就随之停止。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红色中华》出版至第240期(1934年10月3日)。目前能见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是1935年1月21日的第264期。这意味着红军长征后,瞿秋白领导报社至少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

  除继续主编出版《红色中华》报外,瞿秋白还带领工农剧社及高尔基戏剧学校附设剧团留下的少年儿童,组成三个演出队,为驻地群众演出、劳动,进行革命宣传。

  1935年2月11日晚,瞿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人化装向赣闽边界瑞金、长汀山区转移,准备寻机去上海治疗肺病。不料于26日被敌人发现行踪被俘,最后被囚于长汀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任凭敌人软硬兼施,瞿秋白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牺牲精神。同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

责任编辑:高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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