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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党何以赢得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20-11-18 10:11:46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作者: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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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共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件“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大致来看,1949年中共争取知识分子支持新政权,赢得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军纪严明和民主宽容的政权形象影响了知识分子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让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人表示:“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北平解放时,浦江清从一个小学生口中得知:“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吃自己带着的小米干粮,喝冷水。肉菜皆有钱买,不强取。”上海解放时,对中共了解不多的竺可桢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故“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可谓“一呼而天下应”,民主党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在理论层面,中共也强调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都有一席之地。对于新政权的包容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

  领导人礼贤下士,争取知识分子参政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尊重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又如上海解放时,周恩来嘱咐负责上海文教工作的夏衍须亲自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和袁雪芬等人,不可发通知让他们到机关来谈话。夏衍回忆说陈毅说过,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礼贤下士”,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

  为知识分子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困难

  中共处处以知识分子为重。例如徐铸成在香港所办的《文汇报》面临经济困境时,负责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文汇报》的经费。就在钢缆生意谈判陷入僵局时,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徐铸成对此很是感激。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1949年春,宋云彬、叶圣陶和徐铸成等一批知识分子北行途中,也受到了解放区政府的隆重招待,他们多次在笔下夸赞沿途的解放区干部对自己的照顾很是“周到”和“亲切”,甚至对盛情感到“不安”。

  从1948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奔向光明”的感觉,无论是马叙伦所写的“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还是萨镇冰所写的“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都指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天下归心”,此无疑显示了中共争取知识分子的成效。

  (摘编自9月28日《北京日报》杨红运/文)

责任编辑: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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