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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百年

发布时间:2019-05-09 09:22:46  来源:北京日报  河北党网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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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留法百年

  1919年3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欢送勤工俭学学生。

  当年赴法人员乘坐的邮轮。

  1920年,勤工俭学生在蒙尼达女校留影(左一蔡畅,左七向警予)。

  1921年上半年,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周恩来(右二)等合影。

  赵世炎自题“黄昏之贼”照片。

  旅欧团组织机关刊物《赤光》。

  本报记者孙文晔

  百年前的一个春日,“因幡丸”号邮轮从上海起航,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其后,一批批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学子,奔向法兰西。

  1919年到1920年间,先后20批19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国的各个领域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科学家朱洗、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任光;文学家萧三、盛成等。

  今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出访法国时指出,今年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既是中法建交55周年和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回望百年前的勤工俭学,这是一场点燃理想的信念之旅,也是一场文明交流的互鉴之旅。

  一支远征探险队

  1919年3月17日,上海汇山码头,日本邮轮“因幡丸”即将起航,89名学生乘坐驳船登上了这艘大轮。他们意气风发,仿佛借那长鸣的汽笛,向世人宣告:“法兰西,我们来了!”

  阳光照在水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号子和汽笛声,送别的人群中,毛泽东穿着泛白的灰布长衫向学生们挥手。

  在登船的学生中,数湖南人最多,有43名。负责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毛泽东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为他们送行。

  作为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他们的出发相当轰动,当时的《申报》《晨报》和《时报》均详细报道。

  据报道,3月15日下午,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出席者有中华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张继、法国公使馆参赞雷沛雷、驻沪领事韦耳登等,共300余人。

  惜别之后,学生们坐四等舱,经香港、西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转英吉利,历时49天,于5月10日抵达巴黎。所到各处,均受到华人的热情款待。

  据徐悲鸿回忆,一行人在伦敦时,留英中国学生会曾在万国学生俱乐部开欢迎会。

  就餐前,负责招待的黄国梁手持全套西餐餐具,站在一张凳子上为各位同学讲解餐具用法及用餐规矩与礼节,并做示范,还一再叮嘱吃西餐时最忌讳发出声响。孰料,头一道菜就是汤,各位同学一开动就是唏哩呼噜声四起,令接待同学全都愕然失色。

  不仅华人,法方的接待也显得周到殷勤。学生沈宜甲在《第一次报告书》中写道:

  “当生等第一次来法时,今法总理克里满梭所办之《人道报》大登其欢迎词,谓此班学生,为交换中法文明者云。而当同学之入学校及工厂者,其待遇皆优于其本国人,且有蒙达耳一校,更将中国国旗,大悬特悬,以为荣耀;且各校皆为中国人特开班次,特设住所。法国学规本极严,而对中国人又极宽;且在校一方补习法文,一方又可学习公艺,如生所居之木兰学校是也。”

  报平安的消息传回国内,加上法国政府特地发放了500张廉价赴法船票给学生,让“自由的法兰西海岸”仿佛近在眼前。10月出发的“宝勒加”号,一船就载了208名学生。

  法籍邮轮中,往返三次的“鸳特莱蓬”号最为著名。

  1919年圣诞节那天,毛泽东最好的朋友蔡和森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未来的妻子向警予一起,在上海滩登上了“鸳特莱蓬”号。

  送别的人群中本该有毛泽东。12月中旬,他特地从长沙赶来,为蔡和森饯行,但因船期延误,母亲病重,不得不离沪。

  转过年来的早春,毛泽东第四次到上海,为最后一拨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同学们对毛泽东未能赴法感到遗憾,毛泽东却回答说:“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

  毛泽东,一个最早的组织者,却遗憾放弃。是母亲从病重到去世的牵绊?还是抛不下与杨开慧甜蜜的爱情?又或是经济上的窘迫?是对中共革命有了新的判断?25岁的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赴法,至今仍是一个谜。

  与此同期,周恩来接受了南开大学创始人严范孙的捐助,奔赴欧洲。16岁的邓小平也在夏天坐上“鸳特莱蓬”号,抵达巴黎。刘少奇虽然在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儿,却因错过了时机,没能如愿登船。

  1919年至1920年两年间,共20批乘邮轮西渡,1900多名学生抵达法兰西,其中又以川湘学子居多,占总数的近一半。这倒真应了曾国藩那句话:“无湘不成军”。

  四川学子最多,得力于四川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教育家吴玉章在四川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四川督军指示学校“凡考试名列前30者,政府发给每人四百元,以资鼓励”。陈毅及兄弟陈炎、刘子华、金满城,均获政府资助赴法。

  湖南学子甚多,则是新民学会上下奔走的结果。按照毛泽东草拟的计划,新民学会先是为湘籍子弟争取到了70个贷款名额,又在北京、河北、长沙开设了多个留法预备的“湖南班”。

  留学在其时又被称为“放洋”。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是精英阶层趋之若鹜的风潮。

  根据法国学者王枫初的研究,甲午海战后的十年间,日本是最重要的目的地,赴日留学者达两万五千人;1908年美国开始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赴美数量显著增加,渐成浪潮。一战以前,能到欧洲留学的,凤毛麟角,偌大欧洲,仅有几百中国留学生。

  那时的留学生要么出身大富大贵,要么有公费或大佬支持。公派留学名额甚少,需经过严格选拔,简直跟中举一样。

  不同寻常的是,由“因幡丸”开启的这次留法潮,大大降低了放洋的门槛。

  赴欧的留学潮中,中学毕业或肄业的青年学子占多数,还有不少小学生。少数大学生不是因抗议中日密约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就是参与“五四”运动被除名的高校生。

  在他们当中,54岁的葛健豪年龄最大,10岁的王书堂年龄最小;40余名女生冲破封建枷锁走向世界;还有“三湘大儒”徐特立和贵州大教育家黄齐生等名流也甘愿去法国半工半读。

  由于组织者“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慷慨解囊,不仅家道中落的陈毅没有为资金所困,就连罗喜闻、何长工、高风、毛遇顺等赤贫农家出身的,穷到几个人共用一件棉衣,也都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书写这段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家李春雷对本报记者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创了一个奇迹,一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一个人不分贵贱老幼只要有一腔热血均可出国读书的奇迹。

  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一个民间主导的奇迹

  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贫富,不论教育程度,仅凭着一腔热血就能赴法,推动这场运动的力量来自哪里?

  寻根溯源,记者找到了布里,河北省高阳县境内的一个弹丸小村。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竟然是从这里发轫,而后席卷全国的。

  在布里,有一座杂糅了哥特风与乡土气的建筑——“法国学堂”,它的主人是高阳县里响当当的人物——清代重臣李鸿藻之子、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豆腐公司老板、民国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

  单看这一长串头衔身份便可想见,李石曾是个“千面人”,他也的确在各个领域奇招迭出。

  留法念书期间,李石曾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成分的专著——《大豆》,并顺势开办了豆腐公司,把中国豆腐和老家高阳的华工带到了巴黎。

  最早一批赴法华工不但适应了法国的生活,还在“工余求学”办起了夜校。李石曾很快就被这种新模式所吸引,他亲自给工人们上课,还把“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巴黎的蔡元培也拉进来,给工人们讲《工人与美学》。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伤亡惨重,急需大量工人。李石曾趁机与法国招工局谈判,代为向中国招工,但提出了四条招工条件,其中规定:华工与法国工人必须同等待遇,须设工人教育。

  通过官方和民间的招募,14万华工赴法参加了战勤服务,但他们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工作起来困难较大,加上语言不通,写信看报、记账交往等都不方便。豆腐店的华工们虽然学习了才不到半年,但已经可以投入到接待和翻译工作中,这令法国政府相当满意,不仅借给华工学校校舍,还每年给1万法郎津贴。

  工人们“工余求学”,尚能有所成,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生身上,“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蔡元培不愧为大教育家,他这么琢磨,突然感到茅塞顿开。

  这些年,以蔡元培为首的留法派一直在提倡“留法俭学”,但难就难在每人每年最低也得600块大洋,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给“俭学”加上“勤工”二字,这600大洋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李石曾乐观地算了一笔账:以每人每日平均15法郎的工资计算,刨去吃住,一个月能存150法郎,一年能存1800法郎。而法国中等实习学校一年才收1200法郎,还管吃住。如此勤工俭学,只需掏钱买一张到法国的船票,不出3年就可以入校读书,不出5年就可毕业。

  蔡李二人说干就干,立即邀约名流,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又联合法国教育界成立了“法华教育会”,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

  1917年夏,李石曾返乡,见村里有很多出洋见过世面的华工,是唾手可得的法语老师,就临时起意,在布里村里办起了留法预备学校。

  蔡李二人的朋友、同为同盟会留法大佬的吴稚晖则用他那生花妙笔,连发九篇文章,鼓吹留法勤工俭学。“法兰西文明天下第一”,“中国可以有两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万人去法国留学?派出留法勤工俭学生,要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话语吸引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解囊。

  虽然一战硝烟尚浓,但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这“三驾马车”,很快把留法勤工俭学之风吹向了全国。最早闻风而来的,就是新民学会的三湘学子、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学生们。

  1918年6月,湖南师范毕业生蔡和森揣着老师杨昌济的推荐函,找到北京东堂子胡同33号,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蔡元培。

  蔡元培对这个“小本家”兴趣颇浓,他说:“我们办法华教育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们这些求学无门、无依无靠的寒门子弟找一条振兴实业、提升教育的道路。”

  这次会面让蔡和森信心满满,他给挚友毛泽东写信,邀其“速来北京,经济其事,主持大计”。毛泽东闻讯大喜,马上和萧子升带着24名湖南学子赶到了北京。

  在湖南师范,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并称为“湘中三杰”,他们一同创立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在北京,他们则“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为“向外发展,留学法国”而上下奔走。

  很快,萧子升作为李石曾的秘书先行赴法,湖南籍勤工俭学预备生达数百人,仅新民学会就坐船走了13人,占成员的三分之一。

  法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更是让留学之路顺风顺水。一战进入尾声,法国人发现,华工工作效率很高,还有3000多人娶到了法国媳妇,在法国扎了根。质朴的农民尚且贡献颇多,受过教育的学生来法国勤工俭学,不仅是上等的廉价劳动力,还送钞票来上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创汇,岂不是更好?

  当时的货币汇率也很给力,从一战前的1∶2.5法郎,一下子飙升至一战后的1∶15法郎。1919年5月,乘“因幡丸”到巴黎的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点了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供应,外加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仅用3法郎75生丁,合中国法币2.5角,实在是太便宜了。以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计算,约合20块银元,这点钱就是在上海,一个学生也不够花。

  如此低的留法门槛,对于在军阀混战中彷徨无计、寻找出路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向刚猛的李立三虽然在离别时吟出了柔情诗:“我是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但他更憧憬的是“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公民”。

  一道赤色的分水岭

  花都,是那个年代法国巴黎的昵称。一个“花”字,道尽了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自由浪漫之城的无尽遐想和渴望之情。

  “因幡丸”到巴黎,多数学生虽然在漫漫旅途中染病生疾,但仍充满对新世界的向往。谁能想到,他们刚刚走下邮轮,还未领略花都之美,也没来得及勤工俭学,就投入到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李石曾就带着萧子升、李璜、李广安、周太玄、向迪璜等一干华法教育会的干将们,奔赴巴黎,筹备着接待勤工俭学生。

  1919年1月,协约国在凡尔赛宫召开“和平大会”。为了用稿酬来供自己读书,周太玄、李璜临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通讯社——巴黎通信社,向国内报道巴黎和会的消息。

  混进记者圈的李璜发现,一股暗流正在凡尔赛宫内卑鄙地流动:英、法、美等大国正酝酿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移交给日本。

  负责编辑的周太玄通宵熬夜,赶在英、美、日通讯社之前,把巨头们合谋“拒不归还青岛”的信息,准确地传到国内——这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他俩在5月10日的一篇报道,记述了旅居巴黎的华人举行集会,对中国外交失败和政府无能表示抗议,“这里的华人都异常愤怒”,“满场肃然,塞满不平的空气”。这也是第一批旅法勤工俭学生下船后感受到的氛围。

  在北京,正在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的赵世炎联合在布里留法预备学校学习的蔡和森,各率湖南、四川预备赴法的青年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前静坐;在天津,觉悟社的领导人周恩来因组织游行身陷囹圄;在安徽芜湖,尹宽、李慰农带领学生焚烧日货;在重庆,十六岁的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向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抗议示威。

  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学生在“五四”运动前一日才得到消息,怕赶不上第二天的行动,就集资雇脚力出发了。他们的脚力今天听来令人惊讶:几十头清一色的小毛驴。在这些毛驴上,坐着未来世界著名的大作家盛成,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黄埔军校党支部书记鲁其昌和后来的中国革命的烈士毛遇顺、高风、蔡支华,还有后来红三军团第八军军长何长工,中国青年党的头目之一段振寰等。

  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子。前一天,留法勤工俭学生们便行动起来了:民国女侠、中国第一位女博士郑毓秀等去会晤团长陆征祥,另一些人挨个去找代表团其他成员,如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王正廷等。

  郑毓秀堵住了陆征祥的秘书,问中国代表团准备怎样应对,秘书支支吾吾讲不出来。郑毓秀用挑起的大衣兜抵着他说:“回去告诉陆征祥,他要是敢在‘和约’上签字,我可以答应,我手里的这支枪可不答应!”其实,郑毓秀大衣袋里的手枪,不过是她顺手在花园里折来的一截玫瑰枝。

  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现在“凡尔赛和约”的签字现场,“五四”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那些“未及留洋,先行造反”学生们,则纷纷赴法。

  李春雷认为,“五四”运动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分水岭。运动前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大都抱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振兴”的美好愿望,而后来赴法的勤工俭学生们很多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是主张改造社会、实行革命的激进分子,他们明显地接受了“赤化”教育,头脑中蓄满“赤光”上路了。

  难怪后来的中国青年党头子曾琦阴阳怪气地对同党李璜说:“李石曾先生把一群‘丘九’弄到了法国。”(丘八是对大兵的贬称,丘九则指学生比大兵还厉害。)

  一块无政府主义试验田

  “丘九”们到了法国,还没出码头,接站的法华教育会工作人员就根据盘缠的多少,将学生们分配到法国各处。有钱的先到中学补习法文,钱最多的,留在巴黎、里昂;其次分配到风景秀丽的枫丹白露等,再次到麦南;更次者到蒙尼达。两手空空的学生则暂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食宿,等候法华教育会为他们觅工。

  “美景、美酒、美女”号称巴黎三美,穷学生们起初曾为此惊叹不已,但他们马上沮丧地发现,此处的优雅生活与己无关。在高大华美的埃菲尔铁塔之外,还有一个欺凌工人的黑暗社会。

  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和邓小平刚到法国,就被送到施耐德钢铁厂当“马老五”。

  “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李立三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拉红铁”:巨大的钢条从熔炉里出来,进入导轨,再由工人拖出来,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李立三和邓小平经常浑身涂满了红药水、紫药水。周恩来看着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心疼地说:“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律践行着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有当过校长、教员的,但到了法国,却做着一样的苦工:打锤子、用铁锉、扫马粪、扛布袋等等。

  赵世炎本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报考任何一所法国学校都不在话下。但他说:“我不做文牍,我要去做工。”在最劳累最艰苦的工厂中,他一头扎进了穷困的华工阵营,为他们争取自由之身,教他们识字求学,还创办了《华工周刊》。

  越是出身寒苦,越是地狱般的工厂,也就越容易被“赤化”。李立三在钢铁工厂里受到法国左翼影响,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相比之下,蔡和森一家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被送到蒙尼达公学修读法语。

  蒙尼达公学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热心旅欧教育的人士均曾就读该校。学校的校长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善,不但食宿费用低廉,还为中国学生特设专班,补习法文。

  刚到法国,正是大雪纷飞的寒冬,蔡和森犯了哮喘,不能上课,不能出门,只有躲在租来的房子里,靠着一本法华字典读书看报。

  凭着一股子韧劲,蔡和森从每天能看一条消息,到一天能看整版报纸,进度比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还快。不出几个月,仅靠着一本字典,他愣是“囚首垢面,猛看蛮译”地翻译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7月,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召开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主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上,蔡和森和萧子升为了各自的“主义”争论不休,不得不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请他来“评理”。

  蔡和森明确地说:“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不消说,蔡和森是创建共产党的急先锋。我党关于蔡和森的历史评价中明确提到:“在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

  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蔡和森的主张在当时仍属于小众。

  在勤工俭学群体中盛行的,是蔡元培所倡导的泛劳动主义,是李石曾所标榜的无政府主义,是糅进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实业救国论,而形成一种工读思潮。

  由于法华教育会的头脑们均信奉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所以这个团体除了两位专职秘书,并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事务均由学生半义务性质地操办。可想而知,用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安置将近两千名初入异国的学生,早晚得出事。

  眼看两年间二十船学生从中国运到法国,李石曾便以为自己已经“大大地成功了”,法华教育会“一个普通的舞台,唱出了高级的曲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边厢数百名学生还在等待安置,那边厢李石曾却醉心于混血幼儿园、鹿种改良等新的“科学试验田”。

  李石曾的法国秘书急得直跺脚:1920年冬天,法国经济在战后一落千丈,失业风潮席卷全国,大批复员军人也加入到觅工的队伍里,一船船登陆的中国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栖身。

  到1921年初,失业的勤工俭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华侨协社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随时都有爆发流行病的可能。

  李石曾眼看形势不对,留下一句“大家少安毋躁”的话就回国了。难怪他的法国女秘书说:“李先生是个好人,但可惜做事有头无尾。昨日事,今日忘;今日事,明日忘;计划千千万,有始有终者无一个。”

  异常寒冷的冬天,以及在经济危机中飞涨的物价,更令这些穷学生的境遇雪上加霜。

  无工无钱的学生每人每天可向法华教育会借贷5法郎度日,每10天领取一次,称为维持费。而法华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支付学生的维持费要么是国内捐款,要么挪用筹办中法大学、中比大学的款项。到1921年初,借给学生的维持费已达82万法郎,早已难以为继。

  就在学生乱作一团,病死饿死的噩耗频传时,一纸通告更令局势危如累卵。

  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法华教育会和学生们的关系,还停发了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就连从中国到法国的留学通道也随之关闭了。

  学生们陷入恐慌之际,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写出了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国同学宣言》:

  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3月1日就要饿死了……我们怎样直接行动呢?……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绝不是可耻的事,这是社会革命的发动点。工读主义的旗帜,我们不要老老实实捧他了。

  一篇檄文唤起四百青年,学生们高喊着“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上学!”浩浩荡荡地向中国驻法使馆进发,要求会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不料,1921年2月28日,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早已待命的法国骑警。

  李富春的头被打破了;50多岁的老妈妈葛健豪扭伤了三寸金莲;王木同学被驱赶时,不幸被疾驰而来的电车碾轧而死。

  最终,学生们用鲜血换来了面包。陈箓答应学生,延长发放维持费。70年后,聂荣臻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领取了总共69法郎维持费。“这是同学们用鲜血换来的活命钱。”

  一群打先锋的人

  虽然延长了维持费,但“二八运动”并不成功,因为它把学生分裂成了蒙尼达派和勤工派。

  勤工派以赵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为首,他们认为蒙尼达派向政府“求生存权、求学权”,是“食嗟来之食”,是“鄙视劳动”。而蒙尼达派则讥讽“勤工派是法华教育会的私党”。

  留学生本就是弱势群体,分裂以后力量岂不是更小?幸亏,国家利益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这一阴谋经法国报纸披露后,舆论大哗。当时兼任天津《益世报》记者的周恩来,特地从德国赶到法国调查内幕,一系列报道,使得刚到法国的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和财政次长吴鼎昌颇为尴尬。

  学生们不顾温饱,帮助六大华人社团散发传单,还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后两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厦,召开拒款大会。

  与上次的“二八运动”不同,这次“造反”,不单蒙尼达派和勤工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就连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也实现了大联合。

  在“拒款大会”上,威风凛凛的山东、河北华工把驻法公使馆的电话线剪断,还在使馆门前泼上酒精,首次显示了华工的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会”,陈箓不敢露面,他的秘书王曾思在几百名华人面前签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大借款泡汤了,但学生们和中法政府的矛盾却越发激化。陈箓几次丢了面子,巴不得把这些找茬的学生都遣返回国。果然,坏消息传来:学生们一直翘首企盼的里昂中法大学,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里昂中法大学由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筹办多年。在法华教育会的留法宣传中,这所蓝图中的学府,分明是为勤工俭学生而建。为了敦促法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建立该校,李石曾还曾以勤工俭学生为筹码。

  眼看这所期盼中的大学就要开学,但不论法国当局、中国驻法公使馆还是法华教育会,都众口一词地宣布:即将开课的里昂中法大学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毫无关系。“大学于9月25日正式开学,新任校长吴稚晖已在国内招收了学生,不日将抵法。”

  “有钱的,进学堂;穷学生,靠边站。”残酷的现实,把学生们最后的希望摔得粉碎。所幸的是,这时的勤工俭学生已经不是一盘散沙,多个团体共同确立了三个信条: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不承认考试。

  “老油条”陈箓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把所谓的“入学考试”安排在26日报名,而吴稚晖带着国内招收的富家子弟24日就要抵法。

  除了直接行动已经无路可走。9月20日,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先发队”集结起来,蔡和森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向警予,扛着油印机出发了。

  第二天,里昂中法大学汇聚起125名悲壮的青年,因为被拒绝入校,他们在一间没有修缮的旧屋里冻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几个持枪的警察推门而入,强行没收了大家的居留证。不久,手无寸铁的学生又被带到芒特吕克的兵营里软禁起来。

  23天的囚禁,23天的抗争。10月10日,被囚禁的学生宣布绝食抗议,就在同一天,法国当局决定遣返他们。热血青年就这样在里昂的监牢里,认清了法国“自由、民主、博爱”的真面目。

  1921年10月13日,是一个令中国学生感到耻辱的日子。那一天里昂市长走进兵营,宣布了学生们莫须有的罪名:“不经许可擅入室内”“侮辱市长”“过激党”……并给104名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法国囚衣。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就这样穿着囚衣,登上了“宝勒加”号的无等舱。

  两年前,他们赴法求学,而今,却被驱逐回国。满腔的悲愤,最终化作了无上的信念。临上岸时,蔡和森对大家说:“咱们这一百多人也可以说是一百单八将吧。回国后,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来!”

  一代人的命运抉择

  陈箓和法国政府布下的陷阱,可谓水泄不通。但他们没想到,从这张网里溜出去了两条大鱼:一个是进攻里大的总指挥赵世炎,一个是敢跟陈箓拼命的“大侠”李鹤龄。

  李鹤龄能从兵营里出来,全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多高的墙都敢跳。赵世炎是“进占里大”行动的总指挥,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幸而有聂荣臻出手,这才留下了点燃欧洲赤焰的火种。

  在当时的学生领袖里,聂荣臻还没什么名头,这倒有助于他实施营救计划。聂荣臻可不是个急性子,他先查看地形,而后“走后门儿”开了张出入兵营的通行证。

  回到兵营,他借了个学生通行证,又拿着自己的通行证,反复往外带人。值班的法国人看中国人长相都差不多,也不细盘问。

  最后一次用通行证的时候,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发生了争执,蔡和森说:“世炎,你是总指挥,你快出去想办法救人。”赵世炎说:“还是你出去,我留下来继续战斗。”李立三说:“你们都走,我留下来跟他们拼命。”眼看军警就要换防了,聂荣臻拉起赵世炎就走。他们刚走到门口,就被法国军警拦住,聂荣臻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刚去探望学生的,不在你们的名册里,这位学生有通行证。”一边说还一边塞给法国兵50法郎,“朋友,喝杯香槟吧。”法国军警这才放过了聂荣臻和赵世炎。

  因为没有居留证,赵世炎不得不独自流亡到法国北部。一张1922年4月的照片,显露了他的窘境。照片上,赵世炎穿着皱皱巴巴的工作服,头戴破帽,在落日的余晖下苦读。旁边的题词写着:“黄昏之贼”。

  当时,他像一个“贼”一样,靠在乡下做苦工躲避着警察。比做苦工更让人心力交瘁的是,因为104位学友被遣返,他饱受同学们的埋怨和指责,差点自杀以谢天下。

  求学不能,做工不得,反抗无门,群龙无首,勤工俭学生们在生存与毁灭的十字路口,不得不做出个人抉择。

  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再也不碰自己主编的《工余》杂志,每天只埋头看书,用他的话说“工读主义在我身上彻底破产了”。当熊雄找到他,策划刺杀陈箓时,他当即表示参与,从此投身革命。

  “越狱”的李鹤龄则在隐忍半年后寻得机会,用陈延年借钱买的博朗枪,对着陈箓扣响了扳机。遗憾的是,连发3枪均未击中。

  在异国法庭上,李鹤龄义正词严,用流利的法语答辩,博得在场大多数旁听者的同情。由于旅法华人纷纷施压,老奸巨猾的陈箓只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从宽发落。”李鹤龄得以获释,不久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旅程。

  越是革命的低潮时刻,越要抱团取暖,凌寒破土的志士们已经感到“建立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依然是一个黄昏,亡命半年的赵世炎偷偷潜回巴黎,住进了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在这里,他偷偷约见了李维汉,商定了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地点、人员等。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洛涅公园内的一个小广场上,18把翠绿色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少共”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22岁的赵世炎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央执委是负责宣传的周恩来和负责组织的李维汉。其他15名出席成立大会的“少共”党员是: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佘利亚、袁庆云、王凌汉、陈乔年、傅钟、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

  一年后,邓小平进入了“少共”的核心领导层,担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还被大家赠予了“油印博士”的称号。

  还是在戈德弗鲁瓦街的小旅馆中,不足10平方米的客房是周恩来的卧室兼编辑室,还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印刷所”,发行着“少共”的机关刊物《赤光》。

  晚上,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尹宽等加班加点、挥汗如雨赶稿子;邓小平、李大章连夜刻印、装订。清晨,李富春的自行车早已等候在门口。有时,邓小平也不辞一夜的劳苦和李富春一起发送报刊,借此到李富春和蔡畅的家里去打打牙祭。

  1925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留法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这场风起云涌的运动也逐渐步入尾声。

  从运动的高潮到低谷,一群赤子聚在一起,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完成历史使命;另一群赤子,则选择独善其身,用点亮自己来报效祖国。

  勤工俭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法国共产党党员盛成,在里昂失败后,一头扎进了法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深处,隐居蛰伏十年,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养蚕的生物学家,是写出名作《我的母亲》的作家,是教出了钱复、连战等学生的教育家,还被封为“达达主义”的鼻祖之一,最终在1978年重回祖国怀抱。

  “这些在逆境中点亮自己的人,成了当代中国科技人才的富矿。”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多年,他说“一部留法史,半个科学院”,这份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曾经的翻砂工朱洗成了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著名的纺织学家张汉文,是布里法国学堂的第二批毕业生;电机专家侯昌国是毛泽东的同学和老乡;曹清泰用16年从法国社会底层读到了医学博士;天文学家刘子华因为预言太阳系中有第十颗行星而在巴黎一举成名;柳溥青发明的“人民币凹版印刷法”在印刷领域至今无人企及;陈光熙是第一个小型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江克明是著名的汽车专家,负责新中国汽车行业的创建工作……

  自然科学领域是这样,在人文科学领域同样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师从法国汉学家葛兰言,1930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一同创建觉悟社又一同赴法,在法国文学领域卓有建树;张竞生,既是中国性学科的鼻祖,又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

  在艺术创作领域,从法国归来的钢琴调音师任光,成了中国民族音乐界最负盛名的革新家和作曲家;革命诗人萧三,一首《国际歌》让他走进了不朽的历史;林风眠的代表作《人道》《痛苦》均是留法时期的作品……

  在李春雷心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堪称同“五四”运动齐名的“双璧”,它们互为支撑,互为参照,互为因果,互为呼应,只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过程更为长久,参加人物更为杂芜,运动过程更为泥沙俱下。

  这场运动中,有胜利亦有失败,学界说法不一。但在保定勤工俭学纪念馆中,聂荣臻元帅一封署名“荣臻跪禀”的家书,堪称该运动的出师表,信中写道:

  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参考资料:《赤光》李春雷、史克己著;《移民与政治》王枫初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鲜于浩著

责任编辑:郭怡安_DW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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