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嘀嗒”:中共地下电台诞生记

发布时间:2018-08-09 17:24:01  来源:解放日报  河北党网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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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国民党军警破门而入,“噔噔蹬”冲向小阁楼。在“嘀嘀嗒嗒”声中,李侠发出这最后一组电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树立了一代中共地下报务员的形象。

  临近解放,遭敌破坏的中共上海地下电台,一部是张唯一领导、负责与党中央联系的李白电台,1948年11月,李白牺牲。另一部是秦鸿钧电台,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领导、对接中共华东局。后为长期隐蔽和安全考虑,上海只与中央联系,停止与华东局联络。该电台在1949年3月被破,秦鸿钧就义。

  中共地下电台是伴随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在1928年党的“六大”后,筹建电台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党中央无论与湘赣边界等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还是与白区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联系,都需现代化的、更为快捷方便和安全的无线电通讯。于是,地下电台的筹建,必然选择了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

  上海:中共首个报务员由国军电台培养

  1928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赶往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惠中旅馆。接上级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要找他谈话。

  走进一楼的一个房间,张沈川见到周恩来,他刚开完“六大”,从莫斯科来到上海。屋里等待谈话的,有何叔衡等五六个人,没互相介绍,谈完一个走一个。张沈川记得清楚:“恩来同志和我谈话时,对我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问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运动。”

  “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由谁介绍的?”周恩来问。

  “1926年11月在南昌入党,介绍人是朱雅林(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等职)。”

  张沈川回忆:“最后,他代表组织决定让我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要我找到学习场所后,向组织上汇报。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他说的李强,为中央特科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的科长,是筹建地下电台的负责人。

  与周恩来谈话后,张沈川留意起这方面的信息。一天,他从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学校在老西门的蓬莱路,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校牌,另一块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并有卫兵站岗。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刘鹤年台长兼校长,办学校是利用电台的资源赚外快。

  化名“张燕铭”的张沈川,经考试后被录取。为方便学习,他搬到离校不远的菜市路(今顺昌路),住在培德小学的亭子间里。组织为他买了电键、蜂鸣器和干电池等,还花12个银圆买了个矿石收音机和一副耳机,相当于527.4元。那时,一个普通职员每月薪水,不过4到6元。李强来帮他装了天线和地线,只能抄收徐家汇天文台长波发射的法文气象预报。

  学校第一期学员50名,1928年11月开学,全是走读,上课在夜晚。来自交大的两位教授教无线电学基础知识,军用电台的报务员则教收发报。1929年5月结业后,经刘鹤年同意,张沈川留在电台做实习生,并搬入电台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杨,张沈川向他学了换装发射天线、充蓄电池和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

  晚上,有的报务员要出去玩,就叫张沈川代班收发报。刚开始,报务主任还在一旁监工,几次下来没差错,就让他独自代班。中共培养的第一名报务员,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机,他偷偷抄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组织。

  到了夏天,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来实习的张健等3人来到这里。张沈川感到,自己被他们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见收报机上贴了张纸条:“昨天晚上谁值班?工作有错误。”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记录,明摆着是要找茬。于是,他向刘鹤年提出:现在实习人多,自己机会少,决定离开电台,另谋职业。7月,张沈川走出了第六军用电台。

  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中共学员

  在张沈川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之前,在距上海西北七千多公里的莫斯科,中共开始在海外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来得好。

  1928年暑假前,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劳大”)的上海嘉定人毛齐华,接过一份名单。给他名单的“劳大”秘书长阿勃拉姆莫索,要他这个“劳大”支部局组织委员通知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与他自己一起去见他。

  在秘书长办公室。阿勃拉姆莫索对这6人说:“应中共代表团要求,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并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去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提醒,“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学习。”

  一位苏联同志带他们去报到。在路上,按事先约定是每人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不结伴而行,以免引人注目。走了约两里多,到了国际无线电训练班驻地,接待他们的也是苏联同志。从此,他们每周两晚来学习,每次两小时。平时,还是在“劳大”学习和工作,其他同学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项秘密学习任务。

  不久,学校放暑假。毛齐华在参观东方大学野营活动时,正逢周恩来到校向中国学生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吃饭时,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

  “短短的两句话,给我印象至深。”毛齐华一直记着未忘。

  训练班由苏联老师教授,先“嘀嘀嗒”学收发报技术,规定了每分钟要完成的收抄数。暑假后,学习无线电基本原理、机器零件制作,还要去自动发射台和小工厂实习。老师特别强调要学会用简单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和线圈等无线电元件,以适应国内斗争环境的需要。

  到1929年底,毛齐华他们离开了“劳大”,搬进了训练班的宿舍。此时,日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中止学习,被调去做共青团工作,学员变为5人。

  从1929年下半年起,训练班课程增加了学骑马、开车、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术等,还要学习英语。内容增加了,无线电通讯仍是主业。除了参观国际电台,自1930年起,实际应用增多。毛齐华和他的伙伴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开练,与业余电台CQ(CQ是业余电台通信中没特定联络对象的普遍呼叫,一般呼叫1到3次:CQ。CQ。CQ。听到呼叫的任何台都可回答,发出呼叫的逐个与应答台联络)。毛齐华说,“顺利时,一个晚上可和十几个西欧国家业余爱好者电台通报。”

  1930年初冬,毕业回国的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4人到上海。按规定住进三马路一家旅馆。第二天,李强来了,与中共在苏学习无线电通讯的同志会师。此为后话。

  1929年:第一座红色电台

  就在毛齐华他们在莫斯科学得热火朝天时,1929年的上海,离开第六军用电台后的张沈川租了房,由组织购置了无线电器材。他说,“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按照李强绘制的线路图备样,制成了一台收报机。”

  留法海归的贺果(贺培真)与张沈川同住,学习报务(后患耳病中止学习)。此时,发生一场虚惊。8月25日上午7点光景,两人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沉重的脚步声,透过板壁缝隙,只见三四个侦探在向房东要亭子间的钥匙,那里住的是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

  房东说,只有一把钥匙,在房客那里。侦探就搭起梯子,从窗户爬进亭子间,搜查了一个小时,一无所获。他们下楼了,边走边不时回望前楼。张沈川他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那里有收报机和无线电器材,屋顶上还装着天线。

  第二天,李强来了。说因叛徒白鑫出卖,颜昌颐与彭湃等人已于24日被捕(后在龙华就义),他们需要立刻搬家。

  这时,中央从各地选调青年党员近10名到沪学习报务,由李强和张沈川负责教。第一位学员是十八九岁的黄尚英,他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过,但缺乏实践。到1929年下半年,来学习的已有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等,还有刘光慧、赵荫祥和蒲秋潮3位女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能像莫斯科那样办“国际无线电训练班”,而是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办法。在当时的上海,上门做家教司空见惯,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正如曾三所说,“李强和张沈川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他们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他还记得,李强当时化名张振声,张沈川化名沈哲。曾三同伍云甫同住,他俩轮流学习发和收。两月后,买了两副耳机和一个矿石收音机,可收听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预报。学了四五个月后,收抄可每分钟110到120字,达到了上机工作要求。

  此时,广西形势大变。李宗仁等下台,李明瑞当了广西的绥靖司令,与张沈川熟悉的李部政治部主任姜丕仁要他去桂,先接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四军用电台,再去省政府工作。周恩来同意了,第二天又通知他不去。“因为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台。从这时起,李强和我就着手筹建我们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张沈川道出原委。

  张沈川说,“在1929年下半年,我们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周恩来介绍北京女师大学生、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蒲秋潮住机关,张沈川说,“我们扮作假夫妻,衣着都比较讲究。楼下客厅陈设阔绰,俨然一个富裕家庭的样子。”10月,又有黄尚英搬来。

  为尽快掌握报务技术,张沈川安装了一个简易装置练习:一人在楼上,一人在楼下。天线架在三楼晒台和屋脊上,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夜深人静时,用气象预报作为收报练习,天亮后撤下来。

  在加紧培训报务员的同时他们还在研制收、发报机。这种敏感器材无处可买。李强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到苏氏兄弟无线电器材公司买零件和参考书,该公司专营美国RCA无线电器材。参照《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进行安装。他儿子李延明回忆,父亲“设法混进上海亚美无线电公司,若无其事地在车间闲逛,眼睛却盯着工人的操作,就这样偷到了不少技术。当他试图进入专门生产发报机的大华无线电公司时,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在公司找了个内线,借到了一台发报机,连夜将发报机的零件一个个拆下,然后画出草图”。

  经过半年多研制,终于在1929年冬,成功自制了一台发报机。张沈川倍感自豪:“机器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靠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党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建立了我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

  张沈川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呼叫:CQ。CQ。CQ。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复,几次试下来,证明自造的机器能够通报。张沈川说,“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地下电台运行了,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管报务。伴随着轻微的“嘀嘀嗒嗒”声,红色电波发向上海的夜空,联系着祖国的四面八方。

  从1928年11月张沈川学报务到李强试成收发报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一串红色的电波。那年,李强24岁,张沈川29岁。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报务人员中,日后不少人成为党和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令人惋惜的是,黄尚英于1930年不幸病故,正值20岁的青春年华。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李强,曾任外贸部副部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6年逝世,享年91岁;张沈川,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安全部特约咨询委员,1991年逝世,享年92岁;毛齐华,曾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1997年逝世,享年95岁;曾三,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0年逝世,享年85岁;方仲如,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1983年病逝,享年82岁;王子纲,曾任四机部副部长、邮电部部长,1994年逝世,享年85岁;伍云甫,曾任卫生部副部长,1969年逝世,享年65岁。

责任编辑:陈红_DW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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