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上空第一次中日空战

发布时间:2017/11/1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唐学锋  河北党网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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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在中国西南大后方的第一场中日空战,也是中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空战:受过日本飞行教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用日军即将淘汰的战斗机,击退了来犯的日本空军,并击落日机1架,创造了中日空战的一个奇迹。

  广西空军的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为了扩充实力,争夺地盘,各地军阀不惜出重金购买飞机,组建自己的航空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先后有东三省、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山西、湖南、福建、新疆等地区的军阀建立了自己的空军。其中,数广西空军的创建过程最为曲折。

  1927年初,桂系将领白崇禧率北伐军攻入上海后,曾接收直系军阀孙传芳遗留在虹桥机场的飞机,组建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航空司令部,下辖两支航空队。这是桂系军阀首次拥有空军组织。但不久,该航空司令部奉令撤销,其飞机及人员由南京政府接收。

  宁、汉分裂后,李宗仁、白崇禧率部西征,攻入武汉,以随军的水上飞机队及接收唐生智在4架飞机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航空处。

  1929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李宗仁倒蒋失败,驻扎武汉的广西空军全部被蒋介石收编。

  桂系退守广西后,鉴于前两次以收编方式发展空军力量均告失败,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空军。但与其他地方军阀兴办空军的路径不一样,桂系自办空军之初却假借了“民用”的名义。1931年冬,广西成立了民用航空局,直属于省政府,并规定“军政机关、学校职员按薪级认购股份,另由田赋下加征若干股作为股本”。桂系以广西民用航空局发展“民用航空”的名义集资,购买飞机和招聘了一批本国和外籍飞行教官,培训飞行人员。

  1933年4月5日,桂系将广西民用航空局改为航空处,隶属于第四集团军。5月1日,又在第四集团军内设立飞机队,下设3个中队。由于航空处集教育、训练和管理于一身,在人员分工、飞机的使用方面较为混乱。同年7月7日,桂系正式开办了广西航空学校。

  广西航空学校成立之初,其教官主要来自邻省的广东航空学校,并聘请了英籍飞行员白朗、武汉的航空处和从国外新购买的罗利、马逊、斯蒂芬和加拿大籍的哈顿,担任飞行、航空理论、航空机械等专业的教官。但在英式为主的飞行教育训练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飞行事故频繁发生,不断有飞机损毁和学员死亡。对此,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高级将领极度不满。此时,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也不断借各种机会向我国内地渗透。日本军方前后多次派人到广西,游说李、白两人采购日本制造的飞机,并许诺由日方派人至广西航空学校,帮助培训飞行员。

  在日方的鼓动之下,李、白两人最终辞退了在广西航空学校任职的外籍教官,改聘日方的小西、佐藤、加藤、江口等10余人担任航校的飞行教学和培训工作。同时,向日本陆军购买了一批“91”“92”“甲4”等飞机,以补充航空队和航校,用于作战和训练之用。

  日方教官到校后,无论是已经在桂系航空队任职的飞行员,还是在校的学员,全部重新接受日本空军关于空战战术、侦察战术、轰炸战术、对地支援,以及陆空联合作战等训练。这样一来,倒让中方飞行员对日本空军所用战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日后展开的对日空战中,具有“知己知彼”的优势,这是日军始料不及的事。

  广西航空学校一共培训了3期飞行学员,毕业了2期。其中,第一期25人于1934年7月毕业,分别是张伯寿、唐健如、李大经、欧阳森、马毓鑫、韦鼎烈、曾达池、韦一青、杨永章、李膺勋、秦鹏、易空、韦善谋、吕明、莫休、倪世同、雷象磊、黄继能、刘典举、阳永祚、蒙彩珠、吕天龙、何信、朱嘉勋、温启钧;第二期24人,于1936年6月毕业,分别是黄莺、梁志航、周廷雄、周纯、周善、赖崇达、吴穆、李康之、黄名翔、韦鼎峙、莫大彦、江秀辉、莫更、蒋盛祜、唐信光、李之干、庞健、何觉民、冯丕雄、海戴清、曾庆

  权、汤铭、张琨、周盛科。

  第三期30人未及毕业,即遇全面抗战爆发,广西航空学校合并到中央航空学校(后更名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这30名学员被并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八期接受训练。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中,李宗仁、白崇禧辞退了在广西航空学校任教官的日籍飞行员,并将其遣返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李、白率桂军改组为第五路军,北上徐州开展对日作战。其所辖的空军部队全部拨归中央航空委员会统辖,并将番号编为中国空军第3大队。原第五路军飞行大队的第1中队(战斗机)编为第3大队第7中队;第2中队(战斗机)编为第3大队第8中队;侦察机中队改飞战斗机,编为第3大队第32中队;轰炸机中队编为第3大队第34中队。

  至此,原来的广西空军不复存在。

  学生与教官的一场空战

  广西空军接受改编,归并中央空军后,立即开始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由于广西空军原来使用的飞机较为落后,故在1937年8月,航委会下令,第3大队的第7、第8两个中队不带1架飞机,先赴陕西西安机场待命,后赴湖北樊城机场,接受苏联援华飞行教官的训练。训练结束后,两个中队即赴甘肃兰州接收苏制E-15战斗机,再返回樊城担任空防任务。次年3月初,又奉命移防湖北孝感机场,正式开始执行对日空中作战任务。

  留守广西的第32中队和第34中队,则分别进驻南宁和武鸣待命。

  第32中队队长为张柏寿,副队长为韦一青,分队长为杨永章、韦鼎烈及马毓鑫,队员为倪世同、吕明、韦善谋、蒋盛祜、莫更、何觉民、唐信光及庞健等。其中,张伯寿、韦一青、杨永章、韦鼎烈、马毓鑫、倪世同、吕明、韦善谋等人为广西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的飞行学员。蒋盛祜、莫更、何觉民、唐信光、庞健等人为广西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的飞行学员。队长张伯寿曾被广西空军选送至日本秋野原航空学校深造,但一直因病住院疗养。所以,全队一切事务,均由副队长韦一青代理。

  第32中队奉命进驻南宁后,其使用的飞机有英制AW-16战斗1架、日制甲4式战斗机10余架和日制91式战斗机9架。其中,英制AW-16战斗机全名为“阿姆斯特朗?恶特沃思AW-16”战斗机,原为英国海军专门设计用于防空的战斗机,但英国海军并没有正式采用此款战斗机。该战斗机从1930年12月30日首次试飞,到1933年初停止生产,仅出厂21架。其中,于1931年被广东空军采购6架,于1932年被广西空军采购6架。另外,在同年全国

  发起的献机运动中,由湖南(2架)、河南(1架)、浙江(1架)等省捐资购买了4架,献给当时的中央空军。

  日制甲4式战斗机,又名“纽波特—德拉热29C-1/中岛甲式4型”战斗机。1923年,日本向法国纽波特飞机制造厂洽购纽波特29C-1式战斗机仿制权,由中岛飞机制造厂进行生产,主要为日本陆军航空部队使用。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已有更为先进的战斗机出现,此款飞机仅作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教练机使用。该型战斗机曾在1925年被中国的东北空军采购5架,于1932年被广西空军采购10架。

  英制AW-16战斗机和日制甲式战斗机,均为英日两国空军不用或淘汰的战斗机。因此,第2中队使用的战斗机中,仅仅剩下日制91式战斗机还可勉强执行作战任务。

  第32中队原为广西空军的侦察机队,使用这些落后的战斗机仅仅是为了训练队伍,适应作战任务的转变,并进一步等待接受新机,列入战斗序列。没有想到,在这个训练过渡阶段,第3中队却遭遇日机来袭,并发生了数次空战。

  1938年1月8日上午8点过,第32中队正在机场作例行的飞行训练,忽然接到防空指挥部的电话:“敌机14架,分两批,由钦州湾起飞,向西北方向航行,有侵袭南宁企图……”副队长韦一青立即命令停止飞行训练,将不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和非战斗人员疏散。大约9点半,韦一青驾驶501号日制91式战斗机率先从机场起飞,紧随其后起飞的是马毓鑫(503号战斗机)、杨永章(502号战斗机)、韦鼎烈(505号战斗机)分队长和队员蒋盛祜(507号战斗机)。

  我方5架战斗机在升高至1000米上空时,乃转弯朝南宁东南方向继续爬高。上升至2100米高空后,即沿着南宁外围,从东南到西南作半圆形的巡逻警戒。9点50分,我机巡逻到邕江下游,看见青山塔附近出现一群闪烁的光点,待加速接近时,发现是7架日机正迎向我机群左前方飞来。

  此次来犯的日机,是从广西钦州湾内停泊的日本海军“妙高”号巡洋舰和“香久丸”号水

  上飞机母舰起飞的7架95式水上侦察机,领队为大串秀雄大尉。95式水上侦察机为单发双翼双座,机上装备有7.7毫米口径机枪两挺,并可携带30公斤炸弹2枚。该机可作为侦察、战斗、轰炸之用,具备较强的自卫火力,是日本海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对华作战所使用的主要飞机之一。

  敌机群此行的目标是为摧毁我南宁机场,他们根本没有将曾经作为“学生”的广西空军放

  在眼里。因此,当我机群向他们接近时,他们竟然没有察觉。正当敌机群在南宁机场上空,以800米高度向我机场投弹时,我机群从西面以1000米的高度俯冲下来,在距离敌机群400米的地方,突然发动了第一轮攻击。

  韦一青和杨永章两机配合,率先击伤日机1架。这架日机正是由大串秀雄驾驶的领队机,该机在其他日机的掩护下,迅速朝青山塔方向低空逃去。此时,失去指挥的日机队形立即散乱。韦鼎烈抓住一次极好的机会,向架日机发动猛烈攻击,当场击毙日机飞行员平井宗二,飞机向邕江下游方向坠落。

  正当我机频频得手之时,高空中又出现日机7架(日方资料记载为4架)。正在穷追日机的蒋盛祜,顿时陷入重围。韦鼎烈发现险情后,全速冲入试图营救,但为时已晚。蒋盛祜驾驶的507号战斗机被击中油箱并起火,蒋盛祜跳伞,被日机射击成重伤,最后降落于邕江亭子圩附近江边,不幸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新出现的日机亦未敢恋战,掩护第一批日机迅速逃离战场。我机4架于10点50分降落南宁机场。

  这是一场以少打多的空战,交战双方都使用日制飞机。空战结果统计,中方以损失1架飞机、牺牲1名飞行员的代价,取得击落日机1架、重伤1架的战绩。

  当天下午,日机再犯南宁,韦一青率杨永章、何觉民、韦鼎烈驾机迎战。我机群以“钻

  石”队形尽量升空,以占据高空优势,在敌机群进入机场投弹前发动攻击。鉴于日机在数量上达到13架之多,韦一青下令我机攻击后不与其缠斗,迅速脱离,并降落于武鸣机场待命。在这次空战中,杨永章、何觉民驾驶的飞机分别中弹两发。由于受到我机拦截,日机无法准确投弹,南宁机场损失不大。被炸的10余个弹坑,于次日凌晨6点30分即被修复。

  9日上午和下午,日机又两次轰炸南宁机场,企图摧毁我空军基地。韦一青仍率4机迎战,并以灵活的战术对敌,在空战中又击伤日机1架,而自己丝毫无损。

  南宁空战经验总结

  1938年“1?8”南宁空战,中国空军以少敌多,并取得佳绩,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中国空军的英勇果断。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国空军刚刚完成整编,各地方实力派的空军归并中央统一编制、统一指挥。虽然航空委员会在战前设立了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但指挥系统尚未完善。驻守南宁的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32中队得不到任何关于“战”或“不战”的指令。况且,当时的第32中队由原广西空军的侦察机队改组而来,所使用的作战飞机大多为英日两国不用或淘汰的飞机,训练还未完成。以这样一支部队去迎战,实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和难度。

  但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面对强敌,面对昔日“教官”,毫无畏惧,毅然升空迎战。当第32中队副队长韦一青得知日机来袭消息后,立即下令将不能参与作战的飞机全部飞往武鸣机场疏散,并将仍在待修的飞机就地伪装掩蔽。等一切安排就妥之后,韦一青即率仅有能够参与作战的5架战斗机升空布防。为了打好广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日空战,韦一青对出战的飞行员也进行了精心挑选。这4名飞行员中,有3名毕业于广西航空学校第一期,且均为分队长,全是队中的飞行骨干。

  二、中国空军战术适用得当。也许正是因为接受过日军飞行教官的训练,韦一青等人才

  熟悉和了解日军飞行员的作战特点和战术,能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迎战措施,并充分利用日军飞行员轻敌的思想,予敌以致命一击。在两天4次空战中,中国空军都是从高空俯冲,率先向敌发动进攻,占据了主动进攻的优势。在空战中,中国空军尽量扩大作战的区域,以消耗日机的油量,使其不敢恋战。同时,在以寡敌众的不利条件下,采取“老鹰捕小鸡”的攻击战术,于攻击后即行脱离,切忌与日机缠斗。这种战法,极似陈纳德后来在对日空战中发明的“打了就跑”空中游击战术。

  三、中日空军双方参战飞机的性能相差不大。南宁空战,中国空军使用的是日本陆军航空队使用的中岛91式战斗机,日本空军则使用其海军航空队的95式水上侦察机。故而在飞机性能上,日本空军并不比中国空军占多少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在速度和升限等性能方面要优于日机。因此,中国空军能充分利用高空俯冲攻击,以及攻击后迅速脱离战术制敌。此外,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为单翼,重量较轻,转弯和爬升也较日机灵活。而日机为水上侦察机,带有双浮筒,在空战中的灵活性远远不及中国空军所使用的飞机。

  南宁空战后,由于中方受损的中岛91式战斗机得不到零部件补充,于是全部退役。第32中队奉命北上衡阳,换装新机,继续参加对日作战。

责任编辑:李冠伟_DW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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