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伟大转折面前

发布时间:2018-09-12 09:27:03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河北党网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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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中共平汉线省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然而,平津失守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原驻河北省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县党部、县长等地方官员,纷纷奉命南撤,席卷而逃。在这危难时刻,冀中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这时,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地下共产党员吕正操同志,审时度势,毅然挺身而出,决心拒绝国民党政府南撤的命令,率全团官兵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一天夜晚,吕正操正在屋里查看地图,考虑部队日后的出路,一位共产党员军官前来对他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吕正操说:“在目前和上级党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应先抓紧‘东抗’(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团结官兵,一面深入进行思想发动,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

  正在这时,1937年10月9日,吕正操在河北束鹿(辛集)东南耿庄接到师部命令,要他率团开往藁城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吕正操就率团向指定地点疾进。

  第二天,10月10日下午,该团先头部队,在半壁店与正在南下的日军骑兵相遇,敌骑约五、六十名。吕正操命令所部迅速向敌展开进攻,经一小时激战,毙日军10余名,战马10余匹。敌骑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一仗我军无一伤亡,从而提高了全团官兵对敌作战的信心。

  在半壁店袭击敌骑的当晚,六九一团分别进入梅花镇的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后,即严密防守,第一连防守镇的东面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有相当的配备。这天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日军,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梅花镇守军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战士奋勇杀敌,经过一场激战,歼敌二、三百名。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一营团团包围,但敌人始终没有突破我一营阵地。梅花镇群众对抗日部队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前头部队已经过黄河了,师长和旅长分别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不管,带领三营迅速南撤。

  吕正操拒绝了这一命令,他不仅没有南撤反而带领第三营前去支援被围困的第一营。在团属重迫击炮的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吕正操的部队阵亡一名连长,20余名战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不光是六九一团最大的胜利,而且也是五十三军最大的胜利。

  深入敌后,改编为抗日自卫军

  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一位地下党员说:“一营突围出来了,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吕正操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当晚8点钟,吕正操将营连干部召集在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他说:“我团的处境大家都清楚。今天师长、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请各位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说到这里,吕正操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非常气愤,特别是一营的军官们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了!”

  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跟着国民党南逃是一条死路,我们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军官们说:“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时日军正顺着平汉线沿路烧杀抢掠,疯狂地向南推进,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在此地久留。于是,吕正操看着大家高涨的情绪,充满激情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再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和消灭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进一步商议。”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

  为了防备敌人突袭,就在召开干部会的当夜,吕正操率领全团官兵,越过日军控制的沧石路来到晋县东北部的小樵镇。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吕正操连夜在这里召开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吕正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弟兄们!今天我们召开的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前途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他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此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吕正操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吕正操的话,像干柴烈火。他刚刚讲完,“东抗”队员们就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他们干什么?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遍工事,结果一枪未放就撤下来了。”

  “对!逃跑、投降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恢复失地,才能打回东北老家去!”代表们纷纷发言,决心留在冀中坚持敌后抗战。

  眼看大局已定,吕正操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挥师北上!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脱离国民党,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

  接着,10月14日,吕正操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断绝了同五十三军的一切电讯联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宣布六九一团改称“人民抗日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部队换上了人民自卫军的臂章,继续向冀中腹地高阳一带进发。他们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决了流窜到这里的一些扰民的杂色土匪武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有利支持下,部队很快由1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对冀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华北的抗日斗争形势风起云涌,就在晋察冀山区游击战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冀中平原游击战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冀中地区是华北最富庶的地方,大平原一望无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和棉花。它地处河北省的中部,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临平津,南越沧石路,包括五十余县,人口近1000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时候,党中央派孟庆山到河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原是红军的一个团长,河北人,参加过宁都起义。他从延安出发,途经太原,又接受北方局的指示,同保属省委接上了关系,被委任为中共保属省委的军事委员,根据省委的指示,孟庆山在高阳、蠡县、安新、任丘一带共产党群众基础好的农村地区,开展短期训练班,讲解游击战术,培养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两三个月时间,即组织起一支拥有2400多人的河北游击军。因此,吕正操的人民抗日自卫军一到冀中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把人民抗日自卫军尽快地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晋察冀军区决定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进行整训。1937年12月中旬,由吕正操司令员和党代表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来到冀西整训。人民军在整训过程中,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立抗日政权的经验,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从而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和在冀中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增强了信心。

  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不少。过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些人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聂荣臻司令员亲自讲课,他在报告中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

  聂荣臻又鼓励大家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首创的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重要的经验。”聂司令这番话对自卫军干部,特别是对吕正操鼓舞很大,同时也使他们感到肩上的责任光荣重大。

  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成绩是很大的,使这支刚刚投入八路军的旧部队,逐步摆脱了旧军队的影响,成为具有人民军队素质的一支新型部队。吕正操和孙志远率人民自卫军返回冀中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批准,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这就是:肃清反动势力,改造杂色武装,逐步建立完善的抗日政权,整顿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并派鲁贲同志随军去冀中,筹组冀中省委的工作。

  1938年1月,人民自卫军返回冀中后,没有休息即到安国、深泽一带,在河北游击军协同下,首先解决了土匪高建勋部2000人,继克深县,解决土匪徐二黑部3000人,接着又肃清了土匪张八等三股武装约千余人,及张安邦部500多人。社会秩序得到了好转,为民除害,群众拍手称快。到1938年2月,吕正操又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展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连克新镇、霸县、雄县,歼灭了大量敌伪反动武装。从此,在平津城下的大清河北扩大了我之根据地。

  日军见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壮大,并攻入平津门前,对其造成严重的威胁,随即组织力量寻机向我报复。当我军一部驻蠡县南于八村时,高阳日军板桓师团第二十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将我包围,我外线部队又将敌包围,形成内外夹攻,激战终日,将日军一个中队,从中队长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几乎全部歼灭,并生俘日军7名。之后,我又在高(阳)保(定)公路设伏,毙伤敌伪400多人。

  南于八村战斗之后,1938年2、3月间,敌人又集中日军1000人,伪军2000多人,配备飞机4架,坦克7辆,侵占河间后继续向交河、献县地区进犯。为挫敌军锋芒,我军设伏于滏阳河之藏家桥和古洋河之八里铺两个桥口的大堤上,依据险要地势,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桥的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不仅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而且杀伤日军300多人。之后,我又趁机攻克河间,歼敌200多名。此役,大大鼓舞了冀中人民保家卫国的情绪,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人民军队的迅速壮大,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特别是自3月9日,吕正操率军袭击平汉路后,敌人进一步感到冀中抗日武装的威胁。于是调集万余人分三路向我进攻,并先后占领霸县、安国、河间等城。我军与敌人血战半月,包抄敌人,截断其接济,并因民众完全退出县城,使其无法建立伪组织。日军不能立足,我即开始反攻,遂将各县先后光复。在这次春季反围攻中,冀中军民大小战斗百余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广大军民都经受了锻炼。

  1938年春季反围攻的胜利,我党我军声威大振,冀中局面进一步扩大和稳定,基本上肃清了冀中腹地的土匪、汉奸、伪保安团等反动武装。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36000多人,根据地也得到了大的发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辽阔富饶的千里冀中平原都为抗日武装控制起来,并已在38个县、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参战,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呈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抗日景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冀中“黄金时代”的开始。

  1938年4月21日,党中央派黄敬到冀中安平县主持了冀中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行政和统一部队的指挥问题。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冀中区党委的成员。同时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统一整编冀中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孙毅任参谋长。到5月初,又成立了冀中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经过边区政府的委任,吕正操为行政公署主任。之后,晋察冀军区又先后委派王平和程子华将军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这些决策,都为巩固和扩大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强有力的保证。

  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民还对平原地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人占了城镇,即凭借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取。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冀中军民发起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是冀中人民的伟大创造!

  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冀中军民对所有的道路进行了全面改造。大大便利了我部队的行军作战、伏击、迂回和运输,而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陷入无用武之地。这一改造工程从1938年1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在冀中平原挖了数以千计的道沟。成了冀中军民的“平原长城”,这对打击敌人、保卫自己、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攻占武汉后,不能再向前进了。他们不得不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争重心移向敌后,对我八路军、新四军展开进攻。华北日军由30万人骤增至44万人,敌后变成了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冀中的斗争形势也随之日趋激烈与残酷。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用“鲸吞”式的围攻对冀中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主力,但都被我冀中军民粉碎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冀中军民共和敌人进行了383次大小战斗,歼灭日伪军9414人,俘获日伪军1718人,缴获长短枪1481支,轻重机枪19挺,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在这一战役之后,冀中抗日武装已发展到63000多人,拥有步枪5万多支,各种机枪515挺,迫击炮和各种野炮共26门。另外各县还组织了约有5万人的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此同时,根据地的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在近60个县、1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政权和游击政权。

  艰苦的斗争,严峻的考验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1938年3月,国民党反共专家张荫梧来到河北,不久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他秉承蒋的旨意,在冀中博野一带,不断向我挑衅,制造摩擦。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身为冀中军区司令员和冀中行署主任的吕正操将军,曾一忍再忍,并多次对他说服教育,以便争取他继续抗日。但是,张荫梧是个死不回头的反共顽固派。1938年12月,他指派他的副司令率3000多人,来抢占安国、博野、蠡县等地区,结果被我们消灭了。他派来的三个大队的士兵全部被八路军俘获。

  1939年6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又亲自带领3000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当时,吕正操正率八路军的主力与日军浴血奋战,只剩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驻在深县。张荫梧连夜将这些机关后勤人员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400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

  “深县事件”发生后,冀中军民更加义愤填膺。于是火速组织部队对张荫梧进行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逃跑外,其部队2500多人全部被我们解决。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武装挑衅和制造摩擦的祸患,提高了冀中军民坚持敌后平原抗战的信心。

  冀中人民子弟兵——三纵队,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保家卫国,他们英勇奋战,纵横冲杀。

  在庆贺三纵队成立三周年时,党中央特派人专程从延安送来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冀中军民抗战成绩的肯定。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一次次对我军进行合围扫荡。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扫荡”,冀中军区号召全区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不断消耗和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爆炸物的使用上,蠡县、无极、定县、新乐等县开展较早,收效也最显著。一年内,敌人被炸死炸伤400多人。这种被日军称之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冀中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捕,挖掘了隐蔽洞,后来发展到连家洞和连村洞,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和沿村、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力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形成了对付敌人的地下长城,保证了党政群干部的安全,使我军在敌碉堡林立、沟路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它既利于小分队活动打击敌人,也利于较大部队集结隐蔽突然地消灭敌人;既利于防御,也利于进攻;还可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炮楼和据点。

  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为了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纠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兵力共约50000多人,还有数万伪军,并配备三个中队的飞机和数十辆坦克,在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全面大扫荡,妄图消灭冀中军区主力和领导机关,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造成冀中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惨状!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冀中军区全体指战员,无论处在何种危险的境地,毫不畏缩,表现了临危不惧,克服困难的伟大气魄。有的部队一日数战,弹尽粮绝,继以白刃与敌人战斗到底。就这样,自5月1日到6月底,我军共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在此期间,我军也受到严重损失,不少干部、战士光荣战死。他们的高尚情操深为冀中军民所敬仰,从而大大激发了人民坚持残酷斗争的勇气。

  1943年8月,吕正操将军奉命带冀中部分主力(九个正规团)去晋绥,出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从此,他在晋绥军区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奉命率部队挺进东北,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实现了“打回老家去,解放全东北”的愿望。

  吕正操离开冀中时,恋恋不舍。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我对那里的人民、对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责任编辑:陈红_DW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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