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报》:冀东抗战一面旗

发布时间:2018/02/06  来源:唐山党史网   作者:张秀山 殷建国  河北党网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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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印版的《救国报》

  马宗周、吕光、顾宁、傅惠轩烈士

  1941年救国报社部分同志在鲁家峪的果树下合影

  编者按:

  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在《报与史》一文中写道:“报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地区第一张党报《救国报》(今《唐山劳动日报》)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正是我党运用新闻武器引领冀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历史的忠实记录,成为冀东党组织的喉舌和冀东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我们回顾《救国报》的发展历史,它所经历的在芦各寨、鲁家峪、长城内外各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时,日倍感亲切;更加怀念那些为党报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的新闻战士。

   回望:抗日烽火遍冀东

  冀东地区,北据长城、南邻渤海、西扼京津,京奉路(也称北宁路,今京沈线)贯穿其中,是华北与东北之走廊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近代兵家必争之地。

  据我市著名党史专家李成民介绍:抗战时期,冀东泛指天津——北京——古北口一线以东、长城以南的河北东北部地区。按旧制包括临榆、抚宁、卢龙、昌黎、滦县、乐亭、丰润、丰南、玉田、遵化、迁安、宁河、宝坻、蓟县、三河、香河、通县、顺义、平谷、密云和唐山市。南邻渤海,北据燕山、长城,与热河、辽宁省相连。也是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侵华日军入关后对这一区域的侵略时间最早,统治最为系统和严密(1935年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控制手段也最为残酷。大扫荡、屠村、集家并村、人圈、千里无人区,把冀东大地上的美丽乡村变成炮火硝烟下的一片片焦土。

  依李老梳理的脉络,我们对冀东抗战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侵华日军也更为加紧了对冀东地区的侵略和控制。华北日本驻屯军从8000激增至2万余人,其中1.3万分驻冀东之通县、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临榆等地。日军屯兵西移,呈现出待机兵犯华北腹地的态势。7月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至唐山,北平、天津沦陷后,日本指使汉奸王克敏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将其原属22县,划归河北省,改称“河北省冀东道公署”,开始了日伪狼狈为奸的残暴统治。

  然而,这一区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中国早期工农革命运动重点地区。“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在各地持续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了长城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1938年春,中共河北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与八路军挺进冀东紧密配合、组织冀东暴动的指示精神,发动了汇集10万武装力量的冀东抗日大暴动。随着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冀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转为以坚持为特点的敌后游击战。相继建立起腰带山、鲁家峪、盘山等多个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革命斗争融入到全国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区党委,以及比较独立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并作为党委与宣传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年冬,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开始建立宣传工作,翻印《党建》《论持久战》等一些书籍。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遵化西南的芦各寨建立《救国报》社,社长马宗周(曾化名崔林、李杉)。

   发声:曾有这样一座小学校

  查阅《冀东报史资料》,发现一篇经历过冀东革命的老报人肖铃写于1982年的专访,记述了有关《救国报》诞生地芦各寨、鲁家峪的变化情况。我们也就此拜访了这位新闻前辈。年逾九旬的肖铃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谈到《救国报》的情况如数家珍、一往情深。肖铃的回忆和如今仅存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最多的记录是在芦各寨曾经有过一座小学校,首任社长马宗周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始了抗日《救国报》的创建工作。

  要在敌人控制最为严密的占领区建起宣传抗日的报社,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任务艰巨而光荣。马宗周时任抗联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宣传部长徐志传达办报的任务之后,马宗周迅速来到芦各寨进行实地调查。

  芦各寨,群山环抱,这里既有适于长驻又便于转移的地形,还有已经发动起来并经过斗争考验的抗日群众,而且敌人把这一带认作“治安民区”,诸多因素均适合报社不宜经常移动的特点。马宗周把党组织为他配备的助手刘海山安排为芦各寨小学校工,动员了该村的冯国玺(杜风)、尹铭钰(范捷民)、严德成(刘敏)同志参加,分担抄收、编辑、刻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并挖掘秘密地洞、利用养蜂的果园作掩护,组成了最初的《救国报》社。

  在敌后游击区办报的环境异常艰苦,稿件撰写也极为困难。敌人来了,他们必须迅速把稿件、蜡纸、钢版藏好,拿着课本装作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骗过敌人的搜查。敌人走后,再投入紧张的后续工作。芦各寨小学校长计明达曾在回忆《<救国报>创刊的一段经历》一文中写道:“一天早饭后,我与崔林(马宗周)正在屋里审阅刚刚刻好蜡版的《救国报》报稿,突然,听到窗外有穿皮鞋的走动声,抬头一看,日军已到窗外,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我和崔林立即将蜡纸扯碎吞入肚里,刹那间,长安队长已来到我们面前,幸好未翻箱倒柜地搜索,好歹应付过去。”

  最为艰难的还是消息的闭塞。那时报社仅有的一架“电台”,只是一个普通的收音机,只能接收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新闻,不能接收新华社的电讯信息。早期《救国报》上面许多战地新闻,是马宗周从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及其对解放区的攻击污蔑言论中,通过筛选、甄别、整理,选其可用的资料进行编写的。初创时期,由于人员缺乏,经常是他一人担任稿件的综合整理、修改清抄。而此时来自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稿件,则成为《救国报》的灵魂。后来,党组织为了加强力量,又派根据地的丰原(柳眉)同志来报社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1940年元旦,冀东党的机关报——《救国报》第一期,同广大抗日军民见面了。尽管受到游击环境下人力、物力的限制,《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只能发行1000多份。但是,这张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了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期又一期的《救国报》,不间断地送到冀东抗日游击区的各个角落,送到广大抗日军民手里,有些甚至还被送到敌人的据点里。由此,《救国报》担负起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重任,树立起抗日宣传的一面旗帜,并且也成为冀东地区抗战中打击、瓦解敌人的一把锋利尖刀。

   发展:在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

  1941年夏,日军突然进驻芦各寨村,开始疯狂地抓捕老百姓,毒打逼供,企图捕获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他们以学校为突破口,经常派遣日本翻译来学校刺探情况。形势的变化表明,《救国报》的影响和声势已经引起了敌人注意。在认真分析敌人动态后,党组织决定把报社转移到遵化县西南的鲁家峪根据地中。

  盛夏时节,我们驱车来到鲁家峪。在革命先烈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追寻着他们的足迹,聆听那炮火硝烟、刀光血影中英雄的悲壮故事。

  鲁家峪,位于丰玉遵三县交界地,东、西、北三面环山,石洞遍布,森林覆盖,沟谷纵横,号称“九沟十八峪”。

  据鲁家峪抗日纪念馆馆长李自亚介绍,在抗战期间,作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鲁家峪,冀东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兵工厂、修械所、被服厂、电台、报社、党校、丰玉遵三县联合县政府、冀东行署等都先后设在这里,成为冀东地区的抗日领导中心。

  1941年7、8月间,报社迁到鲁家峪后,《救国报》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各项工作,从地下走向公开,人员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41人,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保证了《救国报》的正常出版,还从创刊时的一千多份,增加到三千多份,直到五千份,报纸也由周刊改为三日刊。在1941年秋季,还编辑出版了一种新报纸——《老百姓》。

  《老百姓》也是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根据冀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而创办,独立编辑发行,以通俗为特色。《老百姓》报的栏目很多,有时事解说、时势评介、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歌曲、漫画、连环画等,内容丰富多彩。并且还运用优美的散文、韵文来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说着“老百姓的话”。《老百姓》报的出版,受到广大抗日群众的欢迎,成为村干部向群众讲解时事、宣传党的政策,鼓舞群众斗志的教材,也是对《救国报》栏目的延展与补充。《老百姓》的第一任编辑是李海平(杨海峰),1941年冬调离报社后为布于(傅惠轩)接任,布于牺牲后为丰原担任。

  这一年,《救国报》社开始向多元化、规模化发展。首先,完善了报社自身机构设置,设立了编辑组、总务科、电台组和两个印刷所。第一印刷所翻印出版学习材料,第二印刷所印制《救国报》《老百姓》。其次,接管了“抗敌文化社”编印出版的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并且负责出版综合性刊物《国防最前线》。这时的《救国报》社已经发展成办报和出版的抗日文化宣传综合体。

  在鲁家峪寻访《救国报》社的遗迹,李自亚馆长带我们来到北峪,观看了当年《救国报》在北峪的编辑部、印刷所旧址。在鲁家峪,报社的印刷所分布在井峪、榛子峪、西峪、上庙、下寺等地,北峪这里是经历了日军多次血腥屠村,仅有的保存完好的一处遗址。据李馆长讲,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当时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是分散在鲁家峪根据地的各个小村子的,并且都随着敌人的入侵随机转移,当年印报用过的油印机、煤油灯还在,和这座饱经风雨的老屋一起,见证着当年报社同志们办报的艰辛。李馆长还给我们讲述了日军在冀东第四次“强化治安”,对鲁家峪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时,报社被包围的一段往事。

  1942年4月13日凌晨,敌人纠集重兵直奔鲁家峪,《救国报》编辑部所在地东峪被日军包围,报社的同志迅速隐蔽到东峪的火石洞里,追踪而至的敌人先是朝火石洞里施放瓦斯弹,又用炮弹把洞口崩塌。直到了第四天下午,被封在洞里的同志们才被当地的百姓救出。当敌人又从鲁家峪大庄重返东峪实施再次包围时,社长马宗周指挥大家利用敌人包围的空隙突围脱险,撤到鲁家峪东面的耍儿峪,并随即召开会议做出决定:一是要作长期反“扫荡”的准备,经受住敌人的残酷进攻;二是报纸暂时停刊,同志们化整为零,保存实力,待到敌人气焰稍为收敛,立即恢复报纸的出版。

  此后,敌人翻遍鲁家峪几个山峪,稍有可疑就掘地三尺。他们抢走粮食,砸碎家具,屠杀无辜群众180多人,东峪和北峪的民房全部被烧光,美丽的山村变成一片焦土。在敌人的这次“扫荡”中,《救国报》社的刻字组组长尹铭钰、广播抄收员冯国玺在遵化南部夜明峪的突围战斗中牺牲。5月,《老百姓》报的编辑布于(傅惠轩),在丰润北部腰带山的妈妈洞遇难。

  意外的收获是,报社的收报员利用敌人“扫荡”迫使报纸停刊的这段空隙,认真钻研,反复试验,用仅有的老式收报机,收到了延安新华社电讯新闻。能够通过红色电波听到延安的声音,大家心情极为振奋。这意味着待到《救国报》复刊时,可以用新华社的新闻向冀东广大群众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了。

  1942年6月,复刊的《救国报》同读者见面,第一篇社论是社长马宗周(崔林)撰写的,他分析了这次日军的大“扫荡”将被粉碎的趋势,颂扬了冀东军民斗争的英雄气概,论述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出现在复刊后的《救国报》上,扩大了人们了解全国抗战形势的视野,认清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严峻局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分散在各地的同志见到《救国报》复刊,如同接到归队集结号令,纷纷归来,《老百姓》报也随之复刊。

  辉煌:转战长城内外的报纸“集团军”

  1942年9月末,敌人在青纱帐季节,进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秋季大“扫荡”。为了不使报纸出版中断,报社早已为转移到塞外的热南大峪一带作好准备工作,印刷物资、报纸发行都做了精心安排,人员分批北上。

  据《冀东报史资料》记载:此时的热南大峪一带属于伪“满洲国”,在敌人心目中是“治安区”。但在这个区域中的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两支部队,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行动并不统一。利用这一特点,报社在这里可以比较稳定地出报。印出的报纸,通过新建的转运站发送到关里,以及时配合抗日军民粉碎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斗争。报社的同志长驱出关,转移到热南的大峪一带坚持出报,抱定的宗旨是:敌人的“扫荡”越残酷,越要把党的声音、胜利的消息及时传达给抗日群众,以鼓舞群众的斗志。1942年底,日军在伪“满洲国”和冀东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报社在关外活动受到威胁,为了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报社又转移到迁西县滦河东岸的山区。

  战地报社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在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期间,报社的同志们三出长城,与敌人周旋在群山万壑之中。他们的生活经常是隐蔽在冰冷潮湿的地道或山洞里,有时候几天吃不上食物,但同志们从未叫苦。为了照顾马宗周带病的身体,上级每月发给他10元钱生活费,他宁肯自己吃苦,从未动用过这笔钱。为了照顾编辑陈大远家中年迈的老母亲,报社节约经费开支,每月都给陈大远家中寄去10元钱。

  在《救国报》社转战长城内外时,报社领导增添了从晋察冀边区调来的吕光、顾宁同志。1943年夏,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下设五个地区委,马宗周调任特委秘书长,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兼任了《救国报》社长。

  吕光对办报工作极为重视。他深深地懂得,在当时的严酷条件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与广大军民的联系与沟通,是多么依赖这张报纸。上任不久,他就在细致调研、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和改进《救国报》工作的计划。首先,必须坚持不脱期地出报,及时传播党的声音。让广大军民看到报纸就如同看到党一样,增强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第二,改进版面,突出重点新闻。除重视战争新闻,中央特别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新华总社的专论、社论、述评等)必须摘要登载,及时传播中央声音。第三,在时事报道上,对众多时事新闻以定期综合报道或发表时事讲话形式刊载。改版后的报纸深得广大群众欢迎。

  1944年初,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冀东特委决定五个地区委分别出版《救国报》地方版:即《滦西版》《滦中版》《滦东版》《路南版》《燕南版》。就这样,《救国报》又从一份油印的、印数不过五六千份的报纸,迅速扩大发行数量五六倍,并且还另出一种十六开本文献汇编性质的《救国时报》,专门刊载八开小报无法容纳的时事解说和论文。至此,以《救国报》社为依托,会同冀热边行署主办的《冀热边政报》、冀东军分区主办的《尖兵报》等宣传机构,形成遍布冀东敌后游击区的报纸“集团军”。

  这期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报社的石印印刷所建成。接着筹建铅印厂,以便使报纸逐步过渡到铅印,为抗战胜利后能出版铅印报纸打下基础。

  也就在这一年,日本侵华战争已成败局,但冀东地区的日军依然负隅顽抗,他们采取奔袭合击战术,疯狂进攻我方重要机关。10月17日,报社与特委机关转移时与日军遭遇,在丰润杨家铺北山陷入敌人包围圈。这场突围战持续八个多小时,300多同志英勇牺牲,其中有报社社长吕光、前任社长马宗周、刘海山、烈华、生华五位同志。在此之前报社人员光荣牺牲的还有:寒潮、张西庆、刘敏(严德成)、伊田、育才、石方、张书元、顾宁等同志。

  杨家铺战斗之后,为坚持出版《救国报》,报社回到鲁家峪根据地的东峪。编辑组、刻写组在东峪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古庙里,电台组在豹子峪,印刷所在白园。他们迅速出版了《救国时报——临时版》,为防备敌人的再次反扑,遵照李运昌指示,报社又在迁西县滦河南岸建立第二个基地。

  1945年1月,经过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冀东形势不但很快好转,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山海关到北平近郊,自渤海到热南,几乎连成一片。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8月14日深夜,区党委宣传部派专人给报社送来一封紧急信件,传达日寇已经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大家跑出古庙,放声欢呼,报纸以最快速度编印了《号外》《捷报》,传播胜利消息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有关命令。

  至此,《救国报》完成了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使命,其后,报纸曾更名为《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1949年8月1日更名《唐山劳动日报》至今。

  怀念:年轻的“文化八路”与血染的旗帜

  在唐山,滨临美丽的大南湖,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庄严、肃穆。这里陈列着238名在册烈士的照片和英名录,安葬着178位为国捐躯的烈士。每逢清明时节,都有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到这里来祭奠英灵,缅怀先烈。

  陵园宣传科张艳明科长为我们调来所有有关《救国报》烈士的档案材料,并热情地介绍相关情况。抚摸着烈士档案卷宗里那些已经渐渐泛黄的纸张,字里行间把我们带回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可以看到,每一页都记录着他们曾经辉煌的战斗历史,有的广为流传,也有的鲜为人知。但是,它无声地告诉人们: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和平与正义,以青春的生命,含笑面对死亡。

  满怀对烈士的敬仰,我们对看到的历史记录梳理如下:

  档案号:21,马宗周(1912-1944),字承武,号吟南,化名崔林、李杉,河北玉田县马店子村人。出生于富裕的农民家庭。“学而优则仕”是此类家庭传统的理想抱负。但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打乱了马氏宗族的田园生活和学者梦,改变了马宗周的人生轨迹。1926年他考入玉田师范讲习所,学习期间曾阅读许多进步书刊,写过不少笔锋犀利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他参加了1927年的玉田农民第一次武装暴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师范毕业后回家乡教书时,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6月,参加玉田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辗转北上,潜入日军统治的哈尔滨市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编印抗日救国的小册子——《火线》。1935年,回到玉田继续地下革命斗争。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任抗日联军新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冬,接受冀东党分委指派,主持创办了冀东第一张党报——抗日《救国报》。

  档案号:22,吕光(1914-1944),苗族,云南思茅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南下扩大宣传团”。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正在日本留学的吕光毅然回国,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42年被选派来到冀东地区负责宣传工作。在马宗周调任冀东特委秘书长之后,兼任《救国报》社长。担任社长期间,他进一步改进报纸的编辑工作,使得报纸更加贴近战争时局,更为迅捷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1944年10月,牺牲于丰润杨家铺战斗中,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和他相扶突围的26岁的妻子刘俞芬。

  档案号:79,顾宁(1919-1944),原名牟伦杨,又名殷可汗,笔名司马军城,湖北省利川县汪家营人。1937年奔赴陕北,先后在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6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五台山《晋察冀日报》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敌人最残酷的第四次“强化治安”时跋山涉水、穿越上百道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冀东抗日《救国报》。有着诗人气质的顾宁给同志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长河(滦河支流)边即兴写下的《长河啊,寂寞》,曾唱遍长河两岸。1944年春,顾宁牺牲于丰润白官屯,新闻前辈邓拓同志为之撰写的《祭军城》首句为“朝晖起处君何在”,正是选用了顾宁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的话:“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一是青春洋溢,一是痛断肝肠。牺牲这一年,他年仅25岁。

  档案号:216,傅惠轩(1912-1942),化名布于,河北丰润县大安乐庄人,毕业于昌黎汇文中学,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做过教师,诗文俱佳、才华横溢,是报社同志们公认的才子。先后担任冀东《救国报》和《老百姓》编辑,由他作词、陈大远谱曲的反映家乡人民抗日救亡的歌曲《还乡河颂》在当时流传甚广,1942年5月牺牲在丰润县腰带山的妈妈洞。如今,在山下青松掩映的聚仙谷,黄花峪的百姓自筹资金,建起了碑身高达18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英雄们的悲壮事迹。

  ……

  这些被日军惊叹为“文化八路”的英雄战士,以笔墨做武器,发挥着像武工队的地雷、机枪一样厉害的威力,有力地配合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们及时、迅捷地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把报纸办成党的喉舌和打击敌人的新闻利器;他们大力推动了抗敌文化工作的开展,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情深;他们不仅不断唤醒和鼓舞人民的信心与斗志,而且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着抗日救国的凯歌,用一腔热血浸染鲜红的抗日战旗。

  领导冀东革命的老首长李运昌,在回忆冀东抗战时期宣传媒体的历史作用时深情地说:“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宣传了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播了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冀东根据地几百万人民坚持胜利的信心,对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为党报工作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同志,如李杉、顾宁、吕光、布于等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后记:《救国报》从1940年元旦创刊,到1945年11月底,6年时间,共出刊240期。它的出版、发行,对加强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宣传,唤醒人民的抗日觉悟,及时传递战地消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提高和鼓舞军民抗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各方面,真正起到了动员、组织作用,当之无愧地是冀东抗战宣传战线中的一面旗帜,指引冀东人民奋勇前进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唐山劳动日报社总编辑、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李冠伟_DW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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