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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圣地洪流

2017-06-15 09:41:33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新闻热线:0311-879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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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吸收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党区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中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要求: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再次强调:“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要求:“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欢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实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著名诗人柯仲平1939年写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为什么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国青年,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

  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文艺知识分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小住、访问。茅盾当时准备在延安扎根,儿女都带在身边,儿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队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就读。

  对于到延安的文艺知识分子,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就专门为她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亲自与会,毛泽东在会后还专门为丁玲赋词。

  团结尊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经常挤出时间看望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为边区的建设事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知识分子的特长和志愿,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进行培训,让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各类单位,积极吸收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技术骨干;积极帮助他们加入中共党组织。陕甘宁边区让知识分子充分享受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参议会第二届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学会与知识分子合作。为了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类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对于广大文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文艺才能,让他们组织各类文艺团体,举办文艺杂志,成立各种教育研究机构,自由地发表作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在延安、在根据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

  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延安时期,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处于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竭尽可能从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边区政府几乎拿出财政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生活,使当时的6万多“公家人”能够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待遇)。为了优待技术干部,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优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也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建设。总体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和谐的,知识分子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摘编自《红旗文稿》2015年第17期 龚云/文)

[责任编辑:申宁]

标签:知识分子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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